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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敏(姚會民),字逍遙,陜西蒲城人。國家一級書法師,國家一級美術師,學者、書法評論家、文字(字體)研究家。
現任中國文化魂網站總編,中國文化魂書畫研究院院長,中央書畫研究院副院長,中華書畫協會名譽顧問,中央電視臺書畫頻道外聯部長,輝煌中華雜志社副社長,中國博達書畫院名譽院長,中國榜書協會理事,中國甲骨文協會理事,陜西書畫藝術研究院副院長,華夏平安書畫院常務院長,陜西毛澤東書法協會理事等……
中國象形字與字母文字的對立
中華民族雄奇天下的精神長城——
全世界中國人團結起來 共守中華
世界第一字——“中國字”(一)
世界第一字——“中國字”(二)
世界第一字——“中國字”(三)
姚慧敏院長與西安美院白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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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字——“中國字”(二)
信息來源:中國文化魂網站 發布時間: 2014-8-15  瀏覽次數:1406
那么,從"中國字"產生以后,必然會產生傳承和變異,這個“×”形符號與日后的"中國字"到地是什么關系?對此 ,民族 學家林河說:"只要你肯去發現,你就可以發現很多的傳承和變異。"中國在兩、三萬年前巖畫和彭頭山文化出土的這個九千年前的“×”形符號,就不斷地出現在八千多年前到今天的中國文字之中。如七千多年前的高廟陶紋中,就有用4塊條石壘起來的太陽紋符號,七千多年前的長沙大塘文化的陶器上畫的一幅《農耕祭祀圖》,就畫了3個“×”為一組的兩組“×”形符號,以表示祭祀的隆重程度。六千多年前的湯家崗文化有方邊或圓邊框起來的變體“×”形符號。六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的石斧上畫有“×”形符號,表示它是“神斧”。從六千多年前到甲骨文出現以前,中國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中,“×”形符號就更多了。出現了甲骨文后,“×”形符號的傳統不但得到了繼承,它的用途還大大地擴展了,如在甲骨文中,有些神人的面部畫上“×”形符號,以表示他不同于凡人。有些網罟和器皿上畫上“×”形符號,以表示它是具有神力的器物。用雙手捧著“×”形符號,是表示“擁有文化”。一雙手將“×”形符號送給另一雙手,是表示舉行“拜師儀式”。上面畫著雙手捧著“×”形符號,下面再畫一所房子,是表示在房子里傳授文化。房子里面再加一個“子”字,便是“學校”的“W”字,是表示向小孩教授文化,“學”字旁加上一個“文”字(在甲骨文中它不是“文”字而是“父”字),便是我們繁體字的“教”字,是表示長輩在向晚輩傳授文化之意。一個“×”形符號,竟然主宰了中國上萬年的文字史,有源有流,從未中斷.因此,說這個“×”形符號是影響中國和世界的“世界第一字”,完全是不過份的。
    蘇美爾人是何人種至今無人能夠確定,世界上許多著名的歷史學家都猜測過他們是黃種人.但筆者認為,西亞的“×”形符號肯定是源于中國。這是因為,蘇美爾人的來歷不明幾乎是學者們的共識。而最古老的印度文明遺址——哈拉巴遺址位于印度河流域,沒有確切證據證明他們屬于哪個民族、哪個人種,所以就猜測它屬于印度南部的土著達羅毗涂人。以上兩個文明所屬的種族未定,但是他們都座落于黃種人從非洲走向亞洲的遷移帶上。黃種人先于白種人從非洲走出,這一時期從歐亞大陸的東半部從西亞到中亞、印度、到中國都是黃種人部落區域。之后受到白種人部落的不斷侵襲,黃種人部落的范圍慢慢縮小到歐亞大陸的東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形成了歐亞大陸上今天這個面貌。我們今天知道開創黃河流域華夏文明的華夏族人是黃種人,但以上兩大部落的文明也很可能是黃種人開創的,并且同華夏文明是一脈相承。
  人當然不可能沒有來歷,于是,又有些學者進一步作了研究。有的說他們“來自遙遠的東方”,有的說他們“來自遙遠的亞洲”,比較有根有據的是說“蘇美爾人來自遙遠的蒙古,他們的語言中含有許多的蒙古語”(見《失落的文明——巴比倫》一書)。把中國稱為蒙古,是西方人被蒙古大汗的鐵騎兵橫掃之后產生的錯覺。文中所說的蒙古實際上是指中國,不是指蒙古民族,更具體地說,是指中華民族中首創農耕的民族。而所謂的蘇美爾人的語言像蒙古話,實際上就是像中國農耕民族的話。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作過一些比較,這里就不再談了。可以認定蘇美爾人就是中國南方農耕民族的一個分支,遷徙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后,將中國的農耕技術傳授給當地民族,而且還將中國南方農耕民族的“薩姆”(意為“老祖婆”)崇拜帶到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與當地民族融合而成為了蘇美爾(薩姆)人。那么,他們把薩姆崇拜獨有的“×”形符號帶到了新居,刻到了女神身上,就是非常合理的事了。何況他們帶去的還不止“×”形符號,還帶去了用稻殼摻泥燒造陶器、用有卯榫結構的磚模制造土磚等中國獨有的技術(不會做卯榫磚模的人,只能制造西方式的“面包磚”),高廟文化七千年前就有了的“雙鳥拱日”類型的符號等等。同時,現代考古資料證明蘇美爾人,他們的建筑使用的是磚。遺憾的是,蘇美爾文明的殘跡同古埃及相比極為稀少。蘇美爾人用泥磚和木料建造房屋,因此除了地基之外,他們的建筑幾乎沒有遺存。雖然在烏爾出土了早期王朝時期一些陪葬豐富的墳墓——形制為地下拱頂墓室,但蘇美爾人并不像埃及人那樣關心來世——這一切和中國的現狀非常像,殘存的古跡非常少,考古主要靠墓葬。蘇美爾最著名的建筑是《圣經》上講到的巴別塔,如今已不復存在。最早的一座吉庫拉塔建于公元前3000年略早,比第一座金字塔還早幾百年,它卻在蘇美爾地區烏魯克(《圣經》中稱之為以力)的瓦爾卡幸存下來。土堆的斜坡通過砌筑磚石得以加固,高達12.19米。其上的臺階與坡道通向平臺,平臺上座落著被稱為白廟的圣堂,因其外墻砌以白磚而得名。
  在是蘇美爾人的體質形態完全不同于白種人與黑種人,而是具有偉大的中華民族人特征的混合型人種……這么多的證據,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世界第一字”的源頭是在中國嗎?   再說,由于這“×”形符號是農耕民族“火靈崇拜”的產物,它的上線就不可能超過農耕文化的上線。農耕文化是要受到環境與氣候制約的,國外學者在研究西亞兩河流域農業起源地的問題時,成功地運用了環境考古方法,他們運用植物孢子花粉分析復原環境,說明了西亞的氣候在距今11000年時還很冷,屬于“干冷的草原型氣候環境”,很難產生農耕文化。因此,西亞是不可能有超過九千年的“×”形文字符號的。
    但是有的人會問,西亞是麥類作物的產地,古代并不生產稻谷,種植水稻的中華民族怎么可能去西亞傳授他們本不熟悉的麥作文化呢?對此問題林河先生講:"由于麥類作物是種耐寒耐旱的作物,能夠適應“干冷的草原型氣候環境”,西亞早在距今一萬年左右就已出現“麥作文化”了,與中國的“稻作文化”基本同時。據西方的歷史記載:蘇美爾人是在距今六、七千年間才進入兩河流域的,這個“世界第一字”是蘇美爾人的發明創造,而不是當地原居民的發明創造。也就是說,是西遷的中國人種將這“世界第一字”帶到西亞去的。至于兩地農作物的品種不同,并不足怪,因為種植稻谷的技術遠比種植麥子的技術復雜,會種稻谷的民族學習種植麥類一點也不困難,而中國的農耕民族的生產從來都不是單打一的,他們在選擇稻谷為主糧之前,早已嘗試過種植其它的作物了,水稻只不過是他們的最后選擇而已。他們在選擇了稻谷為主糧后,也不會放棄種植其它糧食作物的(今日的農民依然是五谷雜糧一齊種的)。"一個農耕技術先進的民族到了新的環境,在新環境里學習種植不同的作物,或者去影響當地民族的耕種技能,都是很容易的事。如中國南方九千多年前的彭頭山稻作文化,在七千三百年前傳到了中國北方后,就變成了河北磁山的粟作文化,這是例證之一。到了印度的阿薩姆邦以后,由粳稻文化變成了秈稻文化,這是例證之二。西亞不產稻谷,但西亞卻出土了用稻殼摻泥或稻莖摻泥燒造的中國式原始陶器,這種西方根本不生產的中國式原始陶器,如果不是從中國輸入的,又是從哪里來的呢?這是例證之三。到了新的環境,作物的品種雖然變了,但他們的信仰并沒有變,他們的民族保護神依然是中國南方民族所崇拜的“薩姆”,他們的圖騰依然是“太陽鳥”(朱鳥),許多文化特征也都與中國相同,這是例證之四。因此,信仰“薩姆”的中華人種到了新環境之后,雖然由“稻作民族”變成“麥作民族”了,但仍舊自稱為“薩姆”(蘇美爾)人,是不足為怪的。
    那么,既然中國的文字符號出現得這么早,為什么蘇美爾人的楔刻文字與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卻要比中國的甲骨文早了兩千多年呢?筆者不同意林先生的觀點。(夏朝、秦朝的焚書等造成的)但是,后來,由于西方文明是以游牧文化為主的文明,容易形成冒險好奇、勇于進取、開拓占有、爭強好勝、永不滿足和善于吸取他人之長的“奮進精神”。中華文明是以農耕文化為主的文明,容易形成安土重遷、敬業守成、與人無爭、平等待人、知足常樂和拒絕淫技奇巧的“無為精神”。歷史上西方的“奮進精神”導致了西方帝國的不斷改革、不斷創新、目光遠大、發奮圖強,因而爆發了工業革命,將西方從落后推向了時代的前列;中國的“無為精神”導致了中華帝國的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目光短淺,不能產生前進的新動力,因而失去了先進地位,被時代遠遠地拋到了后面。因此,中華文明雖然是世界文明之源,卻在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與時俱進,只能形成百川,而無力形成大海。撫今思昔,痛定思痛,倍感黨中央提出來的“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的重要性。讓我們在中央方針指導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努力吧!
    我們知道,人類書面文學的誕生,通常以距今5000年前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發明的象形文字為準.而且,林河先生從研究文明基因入手,根據近年考古新發現的實物,擺脫僅從甲骨文中尋找中國文字根源的束縛,從而得出了“中國文學比蘇美爾文學還要早兩千年"的結論。  人們知道,文字有沒有記錄歷史的功能,是衡量一個民族是否進入了有史時期的重要標志,也是衡量一個民族是否進入了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早在5500年前就已經能夠記錄神話、傳說、詩歌、諺語等文學作品了。而在中國,直到3000年前,才出現了只能簡單地記錄一些銘文和巫覡卜辭的甲骨文。中國的甲骨文不但表現力相當有限,讀起來也索然寡味。相形之下,中國的甲骨文比蘇美爾文字晚了許多,在記錄歷史的功能上也要落后了許多。故,我們提出 “世界第一字,誕生地在中國”的見解.但為什么中國在距今9000年前出現的這種“原始文字”卻不見繼續使用?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的這些“原始文字”僅僅是時空里轉瞬即逝的流星,并沒有得到中國歷史的傳承和發展,而后來出現的甲骨文則另有源頭呢?筆者認為:由于中國的考古學不發達,許多歷史還埋在地下,不能為大眾所知。根據上個世紀90年代的考古新發現,證明中國的原始文字得到了繼承與發展,并發明了能夠記錄歷史大事的“書面文學”。只不過用我們以前的研究方法沒有發現,讓它們從我們的眼皮子底下溜過去了。
    中國人記錄和保存語言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在原始時代,繪畫、結繩記事、刻木為楔、實物符號、象形符號、抽象符號等,都曾被中國人用來作為記錄和保存語言的手段,但直到將象形符號簡化為抽象符號,將抽象符號組合成能夠反映語言的書面形式以后,文字改革才算成熟,才可以稱做“書面文學”。中國的金文和甲骨文是非常成熟了的文字,在“成熟了的文字”與“不成熟的文字”之間,還應有一個“過渡階段”,我們要想尋找它的源頭,就必須去發現這一“過渡階段”的文字。原始文字的載體很多,它不只刻畫在甲骨、龜板之上,也刻畫在陶器、石器、玉器、木器、骨器等載體之上。我們只有從多方面去尋找,才能有所發現。而且文字的組合方式,也不一定與現代相同。甲骨文算是成熟了的文字 ,它的組合方式是按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的順序排列成行。因此,那些還未成熟的原始文字必然會出現“排列不大規范”,順序不一定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的情況。我們只有按照“不成熟文字”的規律去找,才能夠找到它。以埃及5000年前的象形文字為例:初期的埃及象形文字排列組合相當自由,書寫時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右到左、同音異符、同符異音、從中間向左右兩個方向反寫、人物圖像與符號夾雜等等,都悉聽尊便。可見同樣是文字,它們的組合規律卻是因時間、空間與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的。由此可以想象:中國在排列有序的甲骨文出現之前,也應該經歷過這種排列混亂的階段。只要我們能找到這種還處于“有序與無序之間”的組合符號,我們就能夠找到這種“不成熟”時期的原始文字以及用這種原始文字記錄的中國歷史了。

   (中國文化魂網站   姚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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