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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敏(姚會民),字逍遙,陜西蒲城人。國家一級書法師,國家一級美術師,學者、書法評論家、文字(字體)研究家。
現任中國文化魂網站總編,中國文化魂書畫研究院院長,中央書畫研究院副院長,中華書畫協會名譽顧問,中央電視臺書畫頻道外聯部長,輝煌中華雜志社副社長,中國博達書畫院名譽院長,中國榜書協會理事,中國甲骨文協會理事,陜西書畫藝術研究院副院長,華夏平安書畫院常務院長,陜西毛澤東書法協會理事等……
中國象形字與字母文字的對立
中華民族雄奇天下的精神長城——
全世界中國人團結起來 共守中華
世界第一字——“中國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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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字的中國文化
信息來源:中國文化魂網站 發布時間: 2013-9-27  瀏覽次數:1386

  中國文化,沉疴難愈。古往今來凡是稱得上“思想家”的哲人,對中國文化病癥的條分縷析都是準確的,然而,尚且無人對他們的觀點進行一次深入而直白的綜合,以便他們之間在觀點上能夠相互佐證。本文就是一個嘗試。我要用一個字概況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并且,用這個字反映中國文化與西方、印度、阿拉伯文化的根本差異。

  被譽為中國“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不愧為中國難得的一個思想家。因為他的獨立知識分子立場,也因為他的很多觀點無一不擊中中國文化的致命傷,例如他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國即使再過五千年,也不可能獨自發展出資本主義”、“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但一個人晚年的思想可能更準確,更有概括性,更能說明問題。

  今年首次出版的《中國文化的命運》是梁漱溟的遺稿,他在其中寫道:“歷史上的中國文化,我只指出兩大古怪點:一是那歷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很顯然,這句話更經典!它概括地闡明了這么一個道理:中國社會之所以停滯不前,與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是相關的。但是,這個結論仍然不夠簡潔、精煉、優美。那么,有沒有更好的概括?

  當然有!這就是“懦”字。【特別說明:這個意味深長的漢字,網絡寫手胡榮榮已經初步挖掘了它的含義,本博在這里將其深刻化、學理化。】妙筆生花的胡榮榮將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道釋”改造成了中國的新三大宗教“懦教”、“逃教”、“物教”。他說:“懦教,一直是中國歷朝歷代的官方宗教。”這個觀點盡管是“非主流”的,但在我看來,的確值得大書特書!中國文化之所以必然失敗,中國之所以至今仍然是“東亞病夫”,中國人之所以幾千年精神萎靡,都是因為這個“懦”字!

  人們常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實際上,對于中國人來說,一個“懦”字就是他的全部人生。“懦”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中國之所以鐘情儒家學說,以儒治國,其背后其實就是以“懦”治國。中國人所強調的“依法治國”、“以德治國”,其根本不是西方意義的,而是中國文化的“懦”基因。“儒”是中國人的理想人格,而這個理想人格的實質就是“懦”。除非你有勇氣認識到中國不是一個國家,中國人也不是真正的“人”,或者干脆不認同自己那個“中國人”的名號,否則,你就得承認:中國是一個懦國,中國人也無一不是懦人。

  五千年以來,中國的社會制度一以貫之,就是“罷黜百家,獨尊懦術”。就像馬克思所揭露的那樣:類似中國的制度,其“惟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可憐的中國人!我們之所以不成其為人,是因為五千年的“懦”啊!懦弱、缺德、無恥!所以,沒有幸福,沒有自由,都是活該如此!這就是“懦”必須付出的代價!在這樣的制度下,只有啞巴和騙子等等懦夫、精神侏儒,才能生存下來。

  上面的這些說法絕非本人意氣用事,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以及文化淵源的。漢字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密碼。從文字學上看,“懦”、“儒”的字根相同,都是“需”。人生的意義,社會的動力,經濟的原理,政治的起源,文化的內涵,等等,其實都與“需(求)”有關。但在中國,永遠只有一部分人才能談論、滿足“需(求)”,而其他絕大多數人只能被排斥在“需(求)”之外。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社會歷來都只有兩個階層,一個是特權階層(包括分一杯羹的奴才階層在內),一個是無知大眾階層。這兩個階層就是今天的所謂“體制內”與“體制外”。所以,中國人最大的夢想都是一致的:成為特權階層的一分子,即“到體制內去”。這也是儒家的理想[“需(求)”],即所謂“學而優則仕”。

  在甲骨文中,“需”是一個帶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字,它從人,從水滴,字形就是一個人在雨水之中,會人沐浴之意。谷衍奎編的《漢字源流字典》這樣解讀“需”字:“禮之前,司禮者需要沐浴齋戒,以表誠敬,故后世以需為司禮者專名。金文漸變,水變成雨,成了雨淋濕了。”實際上,甲骨文的“需”字,就是巫師的形象。而中國早期帝王就是巫師的首領。歷史記載,商湯就有祭天求雨的本事。

  張光直認為,“中國古代文明是所謂薩滿式的文明。”薩滿式的宗教體系是以后中國傳統道教以及其他民間宗教信仰的基本源頭。其主要主要特點,就是把世界劃分為天地神人等不同的層次,只有巫覡能從中溝通。中國沒有創世神話,而且“巫史同源”,巫師、史官于是一起興風作浪。黃帝之孫顓頊“絕地天通”,阻絕了黎民百姓對于“天”的信仰。而黃帝的史官倉頡,通過造字,讓巫覡階層進一步掌握了愚民的工具。在甲骨文中,“巫”是兩個“工”(如同器量工具的矩)字的交叉,說明巫覡階層都是“專家”。

  為什么歷史記載倉頡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因為從此“詐偽萌生”。而其根源是:文字出現之后,天人之際也就是神人之際,從此告別了“人人溝通時代”,而走向了“獨斷溝通時代”。天人之際的溝通逐漸被巫覡階層所壟斷了。而這些巫覡階層,最后往往都成了古代中國成千上萬的小國的首領。此后,“巫”之“需”,即愚民教化的功能,逐漸地由帝王壟斷轉為由一般的“儒”(司禮者)來進行掌控。所以,“儒”一開始就是巫師(帝王)的助手。

  而且“懦”、“儒”本是同根生,這兩個字都以“需”作聲兼義符。“需”最開始可以讀“軟”與“懦”。物沾濕則柔弱下垂,故“需”又引申讀ruǎn(軟)。人的意志不堅強,故“需”亦可引申讀nuò(懦)。所以,《說文解字》中對“儒”的解讀是“柔也,術士之偁(“稱”)。從人,需聲。”可見,“儒”、“懦”在各方面都是相互對稱的。這一點也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階層自古以來的奴性。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從來都是巫師、帝王本身,他們是同源、一體化的,所以,他們公開主張要“內圣外王”。

  然而,“王”即巫師首領只能有一個,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發展出了一整套忠君文化,并且,與其首領形成了一種緊密合作的人身依附的關系。因此,魯迅這樣準確地解釋中國“知識分子”的奴性與劣根性:“這些人是,‘不會營生’、即沒有獨立的經營、生存能力的,只能靠‘進學’、即科舉取仕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或者在官僚機構中領取薪水、充當職員為生,一旦斷絕這個經濟來源,就立即會失去生存的基本條件。這種經濟基礎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只能為奴的基本原因。”

  看到了這些歷史原貌,我們就不難發現,儒學就是不折不扣的玄學、愚學、懦學、奴才之學,是“到體制內去”的強盜學。【很遺憾,“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沒有看到這一點!否則,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會更加深刻。】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其實主要是針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這些人其實并不生產知識,不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牛虻”而是“流氓”。所以,魯迅極其憤慨地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

  除了個別立足體制外的,當今中國一億左右的“知識分子”即“社會精英”都是犬儒、懦夫、無恥混蛋!所以,中國不可能指望“精英治理社會”了,中國“知識分子”階層與生俱來、不可逆轉的奴性、劣根性決定了中國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之路早就已經阻絕了!怎么辦?中國要有一點希望,只能從樹立信仰、自我啟蒙開始。我們必須勇敢地拋棄“懦教”!同時,踐行普世價值。其中,勇氣是第一位的。而對于十三億“懦人”來說,勇氣,開始于承認自己的愚昧無知、缺德、無恥。這盡管很艱難,但卻是必須如此的!

  康德在《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一文中寫道:“懶惰和怯懦,這就是為什么有如此大的一部分人……終生停留于未成年狀態的原因;也是為什么別人如此容易地以他們的監護人自居的原因。”所以,康德在他的文章一開始就寫道:“啟蒙就是人們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狀態。……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知性!這就是啟蒙的箴言。”

  什么是勇氣?實際上,德性就是“勇敢”的代名詞。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中譯本的序言中,譯者苗力田就已經闡釋過這樣的意思,他寫道:“英語Virtue是從拉丁語Virtus派生的。Vir意為男子,所以Virtus就是有力量和丈夫氣概。在康德制定自己的德性論時,完全意識到西方哲學的這個傳統。他指出:在德語中德性(TUGEND)來自TAUGEN(有能力)。因此,德性就是力量,就是堅強;缺德和軟弱是同義語。”

  中國人之所以缺德,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崇尚懦弱(尊儒、“獨尊懦術”)、將懦弱視為美德的變態畸形的文化傳統!西方人之所以追求德性,是因為勇敢的傳統。在西方,勇敢與自由、道德是同義詞。古希臘歷史學家修西得底斯認為:“幸福的秘訣是得到自由,而自由的秘訣是勇氣。”公元前431年,古希臘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講話》說道:“我們的國體之所以被稱作民主,是因為權力不是被少數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當私人糾紛產生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像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開放的那樣,日常生活中我們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在這里每一個個人不但對他自己的私事感興趣,也對整個社稷的大事感興趣。”“你們要下定決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美國獨立之前的1775年3月23日,蘇格蘭裔美國人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亞州議會上的演講》最后一句是“Give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寧死。)

  勇敢是一種高貴的品格,它的出發點不是自私,而是為了追求自由與真理,首先將自私的恐懼感趕出狹隘自我的內心。所以,勇敢需要信仰、理性與智慧;勇敢同時也是一種“美”。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就“勇敢的性質”寫道:“勇敢的人也對那些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事去感到恐懼。但他能以正確的方式,按照邏各斯的要求并為著高尚之故恰當地對待這些事物。”他就“勇敢與快樂和痛苦”寫道:“勇敢本性上是痛苦的。它意味著承受痛苦,盡管其目的令人愉悅。”

  真正的勇敢,是理性與信仰的兩位一體。一方面,能夠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所以不敢“無知者無畏”,不敢擅自頤指氣使甚至殺人越貨;另一方面,能夠認識到普遍法則(即“真理”)的存在,所以出于信仰的目的,不畏強盜或者強盜邏輯,而敢于進行理性的道德實踐。歸納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勇敢(或曰“大愛”、“大勇”、“大義”、“大智”)從來不會自私自利,而是代替“他者”受苦受難,并且毫無怨言,正如耶穌之死、蘇格拉底之死所呈現的那樣。敢于為真理而死,就是甘于為“他者”而活。而列維納斯告訴我們:“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

  中國人呢?我們是好死不如賴活著,要面子但不要臉。《禮記•中庸》說“知恥近乎勇”。然而,中國人沒有罪感意識是出了名的!沒有超越性的信仰思維,沒有懺悔意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恥”或者悔悟。中國人的“勇敢”的典型特征就是“無法無天”,即:既無普遍法則,亦無信仰系統。中國人最大的“勇敢”就是敢于做壞事!就像老鼠,盡管膽小,但擅使壞,并且在使壞的時候無所顧忌而且咬牙切齒。一方面膽小如鼠,一方面膽大包天,這就是“懦教”的可怕之處。

  “懦教”的深入骨髓,使得中國歷來就沒有理性化的社會實踐。以儒家為核心價值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教義,無論從哪個方面比較,都簡直是南轅北轍、勢同水火。例如:中國人崇敬親緣性的最高權力,基督教則主張普適性的上帝恩典;中國人生活在“差序格局”的金字塔中,基督教則主張平等博愛;中國人的信仰是功利性的,“有奶便是娘”,而基督教是超越性的一神論;中國人習慣祭祀祖宗,基督教則嫉視祭祖;中國人是種族主義者,基督教則欲破除國家民族的畛域,提倡世界主義;中國人喜歡歌功頌德、自我陶醉,基督教則注重反省自我、懺悔罪過……尤其是,基督新教催生了個人主義。它講求個人獨自面對上帝(真理),追求至善。所以,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自覺。而哈耶克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也就是說,人類是在平等合作中不斷進化的。慚愧的是,13億中國人卻在懦弱中嚴重內耗。

  一言以蔽之,沒有信仰就沒有勇氣,沒有勇氣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道德,沒有道德就沒有民主,因為民主首先是倫理,其次才是政治。勇氣,對于做了幾千年奴才的中國人來說,是最為缺乏的品格。所以,中國人要真正站立起來,就必須告別“懦教”、儒學,樹立信仰,追求自由、真理與普世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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