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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敏(姚會民),字逍遙,陜西蒲城人。國家一級書法師,國家一級美術師,學者、書法評論家、文字(字體)研究家。
現任中國文化魂網站總編,中國文化魂書畫研究院院長,中央書畫研究院副院長,中華書畫協會名譽顧問,中央電視臺書畫頻道外聯部長,輝煌中華雜志社副社長,中國博達書畫院名譽院長,中國榜書協會理事,中國甲骨文協會理事,陜西書畫藝術研究院副院長,華夏平安書畫院常務院長,陜西毛澤東書法協會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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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清代民間宗教的民俗性與鄉土性(2)
信息來源:中國文化魂網站 發布時間: 2013-9-27  瀏覽次數:1550

  二、與鄉村僧道巫等的合流 
 
  民間宗教與活躍于鄉村社會各個角落的僧道巫、命相易卜等人物的合流是民間宗教鄉土性、包容性的直接體現。這種合流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其中僧道巫等的入教或立教是最為多見的一種方式。 
  首先是道士、巫師的入教或立教。由于道教本身的駁雜性與包容性,道教系人物參入同樣不太受約束且兼收并蓄的民間教派也就習以為常。如直隸人崔煥,先是隨趙道士學習音樂,每遇有村民白事,前往吹打樂器,諷誦心經等經懺,嘉慶十一二年又隨父拜交河人崔大功為師,入未來真教[14]。其他如一炷香教中也多有道士參與,清茶門教的劉光宗也是位出家的道士。直隸東光縣徐家莊九圣廟的陳道士則是無極門教的教首。收元教教首王三槐,向來學習巫師,與人禳災治病。貴州思南府地方民人楊昌貴,先習彌勒教,后奉禁停止行教,改習端公道士,與人祈禱治病。故后,其徒楊勝佑復興舊教。原明教教首劉李氏則是位稱神說鬼的鄉村巫婆,在她周圍聚集著眾多的女性信徒。老官齋教教首普少即嚴氏,也是位“捏稱坐功上天”,傳達神意的女巫。同時,該教還有一位“能坐功參道”的“會首”陳光耀。另據《龍華經》第二十品,有“龍華會,考香頭,當極立會”之語,而“香頭”則是山東等地對巫祝之類人物的稱呼。毛祥麟《對山書屋墨余錄》卷二巫祝條也講,“吳俗尚鬼,病必延巫,謂之看香頭。其有男有女,或托雙瞳,或捏稱鬼附,妄論休咎,武斷生死……其最盛行謂宣卷,有觀音卷、十王卷、皂王卷諸名目,俚語悉如盲詞。若和卷時,與女巫并雜”[15]。由此說明民間宗教中巫祝的活躍。 
     其次是僧尼的入教或立教。這些僧尼,或住村庵寺廟,或帶發修行,他們不僅是鄉村各項佛事活動中最熱心、最積極的分子,也常常在民間宗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著名者如羅教五祖孫真空就是位半路出家的山野僧人,九宮道的創始人李向善,十八歲時在五臺山落發為僧,后以極樂寺為根據地開展布教活動。其他如青蓮教教首徐萬昌在廣西陽朔縣以擺攤算命傳教時,收觀音廟廟祝李芝進為徒[16]。收緣會胡二引進先在黃村皇姑寺燒香時,被寺內尼僧藍二挽留,在廟內住了一個多月,不僅吃了長齋,而且還學了經懺咒語。立教后,又吸收宛平縣白衣庵出家僧人諸亮入會為徒。清茶門教中有尼姑庵帶發修行之鄒姑及僧人相純相繼入教等等。 
     第三是命相易卜風水等人物的入教或立教。如清茶門教中有陰陽生劉廷樹、賣卜的丁志宣入教,其中最為典型的則是四川青蓮教的事例。據莊吉發“清代青蓮教的發展”一文介紹,四川新都縣人楊守一平日算命營生,購有道教的《性命圭旨》、《唱道真言》各一本,茹素念誦,并學習坐功運氣。道光七年三月間,楊守一到華陽縣屬新街,租得張俊空屋開設命館,因推算頗驗,常有人求其算命。五月,有向來看風水為生的貴州人袁無欺來川,也至楊守一鋪內算命。因楊所言多中,袁常往坐談,彼此相好。當得知楊吃齋念經后,袁即告知藏有一種《開示真經》,供奉飄高老祖及無生老母牌位,每月燒香念誦,可以消災獲福,如愿學習,可以相傳。楊欣然愿學,即拜袁為師,袁給予抄寫的《開示真經》一本,隨后返回原籍。不久,楊守一即開始傳徒布教,組織報恩會,又稱青蓮教,自稱為青蓮教主,奉袁無欺為青蓮祖師。  
 
     無疑,民間宗教中僧道巫等人物的介入,一方面促進了民間宗教與正統的佛教、道教在鄉村基層社會的全面合流與滲透,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民間宗教本身的面貌。在這方面,三寶門教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三寶門教又稱三寶教或三寶門,活動于順治年間平涼府一帶,是一個僧道雜糅、具有明顯混同色彩的民間教派。首先從其構成來看,其“總會頭”、即“掌法”彭三陽為草峰原三教堂久住道士,“自幼居士吃齋”,“學道修行,種地度日”。后出外游方時,遇見“一僧人”、自稱為“天啟太子”的出家道人王道真,隨請至三教堂供養,一起聚眾燒香吃齋打醮。并將王道真介紹給女尼明善及另一位出家為道、精通扶鸞算命的同教劉性德。瞽目沈天才,“在家出家”,“自幼吃齋誦經,建修庵觀,于順治叁年因病目至極,投身隨教”,并“隨香燈會,時常打醮行善”,稱為“三寶教法師”。女尼高氏、法名明善,自拾捌歲吃齋,先因祈雨有驗,人稱“活娘娘”,后在草峰原建凈土庵吃齋念佛,順治九年正月起入教,協助“掌法”念誦“皇經”及“將投隨教門之人編就派數”,并收先在華嚴庵出家,后寄居該庵的雷尼姑、法名明凈為義女。據不完全統計,在涉案的三十多人中,可以確知為道士的有七人,女僧二人,平素吃齋的居士八人,其他也多為“善友”或“善士”,其中又以年長者居多。對此,官方譏諷為“愚尼村婦”、“道婆齋叟”、“皓首龍鐘,俱將就木”[17]。其次,從該教的活動情況來看,主要是燒香聚會、吃齋誦經、念佛打醮。不過,若按常規的看法,吃齋念佛是僧尼的事,而打醮則主要是道士之所為。然而在該教中,一切常規都被打破。如武寅、武印秀兄弟,雖為道士,卻常吃齋念佛,道士王道真時常被認為是“僧人”,而另一位道士彭三陽也以“居士”自居,女僧明善則兼有女巫之特質。因為在他們看來,教內無論是僧尼還是道士,“俱是吃齋善人”。他們往往通過合作以達成尋常僧或道單獨所不能做或不便于做的法事,而這正是民間宗教的特點所在。  

    如果說三寶教為我們提供了一例教門內僧道巫混同的典型個案材料的話,那么教門外的相互合作則是民間宗教與僧道合流的另一種形式。在這種形式中,僧或道雖然不入教,但卻是民間宗教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如河南祥符縣的成功會,每月初八日在黃龍寺燒香念經一次,以便募化銀錢修理此廟。這一活動不僅得到了該廟和尚愿志的支持,而且在成功會的活動受到地方巡撫衙門的干涉時,愿志表示愿意與會首賀廷榜同行到京,尋求保護。只是因母病重,沒有成行。另據賀廷榜交待,在十二家會首內能治病的有三人,而治病的法兒則是天齊廟的和尚忠義教的[18]。同樣在河南,“陸林會混元教”的活動也得到了當地僧尼的響應。他們當中有“止圖卻病祈福到壇磕頭,一次送給錢文并未隨同立誓焚表者”,如僧人寂善;“又有同會各犯代為求福治病酬謝錢文,本人并未到壇者”,如僧人覺息;而尼僧緒賢則向“鄉村婦女募化錢文制備黃布帳幔三個、道袍兩件送交王太平預備擺會時穿用”[19]。再據山西趙城縣耿峪村先天教師傅曹順供稱,習教之初曾與城內佛廟僧人道洪一同行醫,因此相好,并借用他廟內存放的九蓮經翻看,一直沒還。因為道洪廣行醫道,認識人多,所以當曹順開始傳教后,便托道洪“密為哄誘,因此本村及附近各村人多半信服”[20]。顯然,道洪在曹順布教過程中充當了一位極其重要的角色。位于直隸肅寧縣南白寺村的禪林寺,為該村王姓建自前明,平素由其后人、九蓮會會首王庭芳及村人李進修同山東人馮九功等在寺照管并念經聚會。后因王庭芳欲出外貿易,打算請馮九功在寺住持,稟經該縣不準,并令另舉戒僧,王隨請河間縣興村瀛西寺僧人洪元來寺住持,有徒永云即廣濟相隨[21]。這一事例,一方面意味著九蓮會活動與鄉村寺僧活動的一致性,同時也表明雙方平時即存在某種形式的合作與交往。因為如果沒有一定的信任關系,王庭芳是不會將擁有一頃多香火地的寺廟交給一位外地僧人來管理的。而在民間教門中,借廟誦經做會者也不少見,如湖北大乘教曾借佛寺燒香做會等等。至于民間宗教與正統佛道擁有共同的宗教節日,一起參與廟會活動的也不少見,如弘陽教二月十九日觀音誕、三月初三日王母誕即蟠桃會、四月初八日浴佛節即佛祖誕、上中下三元節、十二月初八日釋迦成佛日等會期即與傳統佛道的廟會會期相疊合,雍正年間蘇州大乘教、嘉慶年間直隸離卦教也以上元、中元、下元等日為會期等等。或許是由于民間宗教與僧道之間的這種密切關系,每當有“邪教案”發生后,寺廟也就成了理想的避難所。那彥成曾這樣講過:“庵觀寺廟尤屬藏奸,從前祝現、劉第五、劉成章俱有出家為僧之說,近日直隸拿獲僧人施魁,河南拿獲道士周文盛,皆系漏網逆犯,可見僧道中匪徒影射潛藏者正復不少”[22]。的確,這種現象并非個別。據清茶門教王泳泰供稱,為逃避稽查,即曾在襄陽縣張公祠蘇道士廟內,寄住兩月有余[23]。另一位關注“邪教”的官僚黃育緶在初升任滄州知州后,曾“遍閱廟宇,細搜經卷”。結果,“查得城內外及四鄉各廟,收藏邪經共有三十一種之多。”且“各廟邪經多與佛經混在一處,上面積塵甚厚。訊各僧道,稱系遠年遺留”。又講:“再查收藏邪經寺廟,必有無數小佛像雜列一堂,以從前民家多有供佛誦經者,后因嚴禁邪教,遂將佛像邪經送入寺廟”[24]。其實,這種一種慣常的戰術。據直隸總督方受疇奏稱,武邑縣鄉民、習教之嬰添誠與本地大寺住持僧人大通互相認識,或在寺捐資布施,或幫辦錢文,后嬰添誠因見有告示禁止收藏經卷,隨將師傅趙堂所給紅陽經十套送大寺存放[25]。江西永豐縣知縣戴名沅在查辦大乘教案時,曾于僧人新春庵內神座地下并僧房柜內起獲《苦功悟道》、《正信除疑》等經,以及《護法牌文》。經研訊,供稱系其故師通薩及故僧廣秀所藏[26]。嘉慶20年12月17日那彥成在查獲“無極圣教”案時也了解到,在信徒李洋全物故后,曹明柱將所遺存之“降魔捉妖咒訣及心經等項經本存貯廟內,并以敬奉關帝至極至尊”[27]。嘉慶21年正月14日,直隸布政使錢臻呈文軍機處,稱在石佛口空廟內檢得銷釋木人開山寶卷一部,并于其他各廟內查獲銷釋收圓行覺等經五部[28]。當然,寺廟不僅是避難所,在非常時期為民間宗教活動者、經卷圖像提供保護,而且也是“邪經”的刻印點和流通處,不少民間宗教的經卷圖像也常常是出自寺廟。如嘉慶23年,山東巡撫陳預在德州高海莊清修觀即曾查處過一起刻印弘陽教經卷并私藏經板的案件。據該觀道士明云供稱,經板存留已久,前因官差搜查弘陽教經,恐被起獲,遂將經板轉移,藏于南鄉廟內。應該說,寺廟在民間宗教活動中充當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鄉村社會的傳統信仰中心,同時也是民間宗教與鄉村僧道巫等合流的重要空間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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